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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院士回母校——线上讲堂,重温经典”栏目上线啦!

发布时间: 2020-05-13 浏览次数: 1635


2016年,教育部关工委组织开展“院士回母校“活动。4年来,“神舟号”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韧、“核潜艇之父”黄旭华、“嫦娥之父”欧阳自远等百余位两院院士相继受邀回到母校参加“院士回母校”活动,与学生面对面地交流分享治学做人、敬业报国、追梦筑梦、奋斗圆梦的故事和感悟,用亲身经历为在校大学生上了一堂堂生动鲜活、富有感染力的思政大课。为使更多学生感受到院士强大的人格魅力,教育部关工委微信公众号开设“院士回母校——线上讲堂、重温经典”栏目,从今天开始,每周一同步在中国大学生在线全媒体平台(网站、微博、微信、喜马拉雅等)陆续推送1位院士的精彩片段。

戚发韧,空间技术专家,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,曾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、院长,同时担任过多个卫星型号和飞船的总设计师。现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,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名誉院长,博士生导师。第九、十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。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两次,一等奖、三等奖各一次,航空航天部劳动模范,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,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,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2000年获中国工程科技奖,2003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进步奖的技术科学奖。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以下为访谈摘录:

主持人:

戚院士,我相信台下同学都还记得这样一个时刻,“神舟五号”发射之前,航天员即将登上飞船时,您对我们的航天员说:“一切准备完毕,我们有充足的信心。”我想问一下戚院士,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?

戚发韧:

那个时候应该很紧张,但实际不紧张。为什么呢?我1992年承担这项任务的时候,实际上我知道这个任务有多重,载人航天,人命关天。在没有承担这项任务之前,我两次到“拜科努尔”发射场去看发射。那个时候因为我不搞飞船,是参观者。印象很深刻,航天员上天之前,总设计师要给航天员说:“准备好了,你们上船一定能回来。”然后签字画押。

那个时候我是看光景,等1992年要我承担这项任务的时候,我就回忆那个时刻。这件事情太吓人,我到那个时候能说这句话吗?能签这个字吗?我那个时候已经59 岁了,我确实说过我不想干,因为压力太大。没有人的时候一颗卫星失败的话,我觉得可以理解,假如说有人的时候失败了,没法儿交待。所以那时候坦率讲,我心里很紧张,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。但是,我们那一代人,领导叫干嘛我们就干嘛,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。所以最后还是干了这件事,一开始就做好了思想准备,知道搞载人航天第一位的是要保证航天员的安全。

我有一次经历,印象深刻。中国第一颗导弹试验失败了,我在现场。当时我很年轻,心理压力非常大。第一次干工作,“东风二号”现场试验就失败了。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地面试验不充分,地面问题没有暴露。要想保证成功,就要充分做好地面的试验。所以搞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时,我就落实这件事,帮助孙家栋同志完成充分的地面试验,所有能够想到能够做到的我们都做了。后来发射成功了。

当我搞载人航天飞船时,要载人了,我当时提出一个问题,就是要在北京建设航天城。凡是地面能做的试验我一定做。“神舟一号”“神舟二号”“神舟三号”“神舟四号”地面天上试验都做得非常充分,所以我敢跟航天员讲,你们上去吧,没有问题,我也签字画押了。这就是说靠经历、靠经验、靠我们扎扎实实的工作。除了我们要做的地面试验外,还不能有错。所以在我们搞载人航天工程时,质量意识就是“零故障、零缺陷、零疑点”,一切都不能有错。要做到这一点,办事非常严格,要做到“五有”。也就是你不能凭经验去做,要按经过批准的正式试验程序去做,要有两个人做,所有的系统要有记录,所有的结果要有比对。每次做的试验一样吗?为什么不一样,要搞清楚,最后签字画押。我每件管理都这么严格,保证中国到现在为止的十艘飞船、十位航天员上天,都没有出现问题,叫“十全十美”。就是说,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、严格的质量意识、严格的管理作风。所以我觉得真正紧张的是“神舟一号”上天的时候。

主持人:

戚院士,听说您当时在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三个专业都填了航空系,您当时怎么就想读航空专业呢?

戚发韧:

这个还是从小时候说起吧。我1933年出生在大连,1933年到1945 年,我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,因为是亡国奴。那时候,我看到过美国飞机来轰炸,它丢了炮弹之后晃晃悠悠就走了。飞机很神奇,小孩子心里觉得这个挺厉害,虽然是大重笨,但是给人的感受不一样。1945年解放,1949年建国,马上就抗美援朝。那时候我在大连念高中,志愿军的伤员靠船从朝鲜送到大连,由大连军事医院进行抢救治疗。这些伤员都是被美国飞机被轰炸机轰炸的,血流成河、伤口惨不忍睹。那时候心里特别难受,国家没有了,当亡国受欺负;国家有了,强大了仍然受人欺负。为什么说美国的飞机经常到东北去扫射,但从不到大连去,为什么啊?苏军都在大连,有强大的空军,它不敢去,它迷失方向也不迷失到这来。当时想到的就是中国还不够强大,没有强大的国防,没有强大的空军,所以在这个心理下,我以后一定去造飞机,保家卫国。就这么个思想。

1952年院系调整,整个中国的航空系都到了北京,名义上成立了航空学院。那个时候就报考航空,被清华大学录取了。五年的大学我在这里过了三分之一,这三分之一特别可贵,清华的文化首先是爱国,另外是勤奋爱学,学习氛围非常浓厚。所以当时在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这样学了五年航空之后,也准备到飞机部做飞机了。我学的专业叫飞机工艺专业,工匠,到飞机工厂造飞机的,不是设计飞机的,我觉得也很重要。虽然我们航天航空工业还不错,但飞机工艺还不是很好,但是1956年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,搞导弹的。我1957年毕业,国家需要,我就分配到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。五院成立时,没人见过导弹,只有我们院长钱学森在美国搞过导弹。所以他就给我们上第一课——导弹概论,从那入门。有些人问,你为什么去学航天呢?我说,当年没有航天这个概念,就是搞导弹,是国家需求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。现在你要选,国家有什么需要、有什么需求,你就奔着去吧!现在我们说了,说得很清楚,国家的重大需求,就是年轻人奋斗的方向。我到航天就是这么个过程,航天到现在是60年,我是干了59年,差了一年,所以给大家说了我不是第一个赶上的。

主持人:

我听到一个小道消息,说别看戚院士现在是院士,还是总设计师,其实戚院士在年轻的时候不算是学霸,还有一段在学习上比较吃力的时间,我想当面求证这是不是真的?

戚发韧:

我在《中国青年报》写了一篇文章《不要怕失败在起跑线上》,我经历了在日本统治下的奴化教育,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,稀里糊涂地读完了小学。当地公开被苏军占领着,还没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。那么那个时候呢,一些年轻的大学生们自发地组织成立了一所中学,我是在这里念的中学。到了1950年,我就到大连读高中了。这个高中叫什么?初中“戴帽”,就是在初中招几个班叫高中班,没有课本,念了两年半。大连是春季毕业,但全国统一秋季招生,我们就有了去大学念书的机会。

我提前半年就去了,到了北京后和关内的同学一起学习,我就特别地吃力。那个时候讲抛物面了,而我连抛物线还没学会,所以那个时候学习确实差一大截。但是我们清华大学学习动力非常足,我们确实努力。我大一大二是学习最吃力的时候,也是最努力的时候。所以我说我并不是像那些人讲的小学中学是第一、是学霸,我不是。但是我很努力,我遵守纪律,按时完成作业。我觉得现在学校有两种人,一种人玩得不错学得不错;还有一种人呢,没玩儿老在那学习,也不错。两种人都需要,都能成才。我很羡慕我们的一些同学,人家玩也玩了,但是考试也不比我差,我挺努力的,成绩也跟他们差不多。我觉得智商高的人可以更好地全面发展,但是也有像我这样的,笨鸟先飞,也可以努力。

那个时候,坦白讲,我们考试不像现在这么紧张。这四年不够,好多调干的,所以说要宽进严出。我们东北来的有十几个,真正按时毕业的不多,因为跟不上。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留级的,现在进了就能毕业,我反对,因为不能进来大学就能毕业。我们那时候有留级的,甚至还有开除的,但是我确实还是很努力的,能按时毕业。

到了三四年级,学习效率好一点。当时班里有“三驾马车”,班长、团支部书记和总干事,都是给人家服务的。我当过总干事,服务挺不错,也当过团支部书记,就是没当过班长。班长要学习最好的,没当过我一辈子都很遗憾,虽然并没有影响我现在的成就。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初中、高中、大学里稍微有一点失误就丧失信心了,来日方长,不要怕输在起跑线上,人生是马拉松赛跑,不是短跑。

(转载自“教育部关工委”微信公众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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